严歌苓：好电影要有文学性

严歌苓非常看重电影中的文学气质。

　　作为今年金爵奖唯一的女编剧评委，严歌苓对电影的态度必定是与众不同的。她对日益侵蚀电影的资本保持警惕，她的态度是，电影人必须踏踏实实地讲自己的故事，保持创作的自由。

　　谈参评电影

　　真的感觉过了一个节

　　《每日新闻》：您是本届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唯一的女编剧评委。从您的角度，对此次参展影片您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影片？

　　严歌苓：我都喜欢，我本人除了一些特别憎恨的电影，很俗气的大片、傻片、脑残片，对其余的电影我喜欢的宽泛度比较大，我也是一个易感的人，所以这次的参赛的中外影片我都很喜欢。我看到了中国的原创片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片子，取得的成就都很可喜的，让我有惊艳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的导演已经站入了世界导演的行列，同在一个起跑线上。

　　《每日新闻》：此次担任金爵奖的评委，您有什么新的体验？

　　严歌苓：我看了9部电影，从各种角度、电影样式风格上，电影之间的区别非常大，感觉很享受。真的感觉过了一次节日，让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滋养，已经很久没有锁定时间这么集中看电影了。

　　《每日新闻》：从编剧和评委角度来说，您认为一部成功电影的必备元素有哪些呢？

　　严歌苓：作为一个好电影来讲，它要有一个好故事，要有很好的人物，好的人物才能把一个故事讲好，另外他需要有新颖独特的电影语言，镜头语言，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因为我是一个搞文学的人，文学气质在电影里的体现是蛮重要的，他要么是诗化的，要么是散文化的，要么是小说的。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具备比较高的道德审美，不能宣扬复仇等这些，道德价值观上有没有美的成分很重要。

　　谈电影生态

　　事情不要人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

　　《每日新闻》：您如何看待大量资本砸向电影市场时，创作者个人的创作自由的问题？

　　严歌苓：不能一概而论，我只能就我的经验和观念来说。对我而言，我不再觉得赚钱有什么必要了，你给我再多钱，我每天的生活也是读书、看电影、写作，白天晚上一碗面条、一顿中餐。我也不每天都要出去购物，我在德国可能一两个月都不会出去买东西，逛街，没有这种习惯，我也很讨厌这种习惯。我很多东西都在机场买，在机场没事就只能在商店逛。大家都说“谁跟钱有仇”，我现在就要说“我跟钱有仇”，因为钱会使我失去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把我不断地从德国调到中国来，这就使我成为我女儿生活中缺失的母亲，我先生生活中缺失的妻子，这对我来讲，是生活中巨大的损失。这些钱并不能真的去改变到世界，钱多钱少无所谓，如果钱妨碍了我的健康，拆散了我的家庭，我必然跟它有仇。

　　《每日新闻》：李安导演前几日在论坛上奉劝中国的青年电影人，不要太急躁，要慢点成长，急躁会弄坏电影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严歌苓：任何事情都需要是自然的，人的成长有快有慢，如果有的人成长很快，你摁着他也不行，扶植他们成长是可以的，但“让他们成长地更快”这句话就让我想起“大跃进”来了，并没有必要。李安导演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事情不要人为，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有的人就是一个天才，第一部作品28岁就可以一炮而红，有的人要几部电影以后才可以。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

　　谈个人创作

　　老老实实地讲故事

　　《每日新闻》：电影节期间，您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寄居者》要通过中外合拍的方式，重磅打造，您对于中外合拍这种形式有什么新期待？

　　严歌苓：这个电影本身用了大量的外国演员，所以不中外合拍是完不成的。我觉得任何一部作品的艺术创作都不能跟它的其他使命混同起来，一弄就弄成“第一部合拍”，或者“上海的关于犹太人的第一部影片”，这就扯得太远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好电影本身需要它自己站得住，所以，我觉得没有太考虑合拍之类的。我更关注内容和质量。

　　《每日新闻》：这部电影在合拍过程中，有需要克服的困难吗？

　　严歌苓：现在谈合拍的困难还有点早，本身这个外国合作公司的制作水平挺高的，在好莱坞做过很多好片子，如果由他们和中国的制片公司联合，我心理稍微会踏实一点。双方制作的话，从剧作到演员到导演，不会拍成一个像中国人想当然的外国的、西方人的状态。我们过去拍过类似的东西，由中国导演中国编剧自己拍的，所以看着总是不太像那种状态，看着有点假。

　　《每日新闻》：您认为为什么大导演们都如此衷爱改编您的小说作品？

　　严歌苓：我也不知道，这还是李安起的头，他购买了《少女小渔》的版权以后，那一年就卖掉三个小说版权。所以我觉得，第一，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老老实实地讲故事。第二，是因为我注重故事的可视性，特别强调我的人物和色彩、温度等在作品里体现出现。再就是推进故事和人物行动的动作感很强，所以这些都是我在美国读文学写作硕士时老师强调的，不要“告诉我”，要“展示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