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4

《我不是药神》：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智慧

龚金平

优秀的现实主义电影是每个时代的“良心”，是我们了解特定时代的生存面貌与社会人心，把握时代脉搏，探索人与时代的关系的极佳途径，是创作者以真诚的态度投入现实洪流中进行观察与搏击的伟大舞台。整体而言，影片《我不是药神》能担此赞誉。

《我不是药神》有两条情节线索：主情节线是程勇从印度走私仿制药所遇到的法律风险和道德考验，次要情节线是白血病人如何与高昂的药价对抗，穿插在这两条情节线索之间的，是程勇和吕受益、阿浩、思慧等人的情感互动。因此，影片并非戏剧式结构，而是接近散文式结构，在生活的多个截面中交织出白血病人惨淡的生存图景，同时也凸显在病魔与利益、法与情的纠缠之间人性的各色表演。

《我不是药神》的背景虽然是21世纪的上海，但摄影机有意避开了上海的繁华与摩登，标志性的陆家嘴也只在前景的弄堂建筑后面出现。相反，影片异常钟情于上海的“穷街陋巷”，经常穿梭于破败的弄堂，聚焦于简陋寒酸的居室，注目于那些专供外地来沪病人居住的阴暗拥挤的旅馆。但是，对于这群身患白血病的社会底层人，影片并不试图揭示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也不想如1937年的《马路天使》那样展现繁华都市背后底层民众的达观与苦涩，甚至对于“情与法”的对抗也只是浅尝辄止，而是着力于通过这群白血病人在万恶的外国制药厂剥削下挣扎求生的故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外国制药厂的贪婪、冷酷、市侩。这是影片相当高明/圆滑的一次冲突置换。也就是说，影片以那些外来务工者、都市底层民众作为表现对象，却没有让观众的情绪走向控诉社会不公、政府不作为、医院黑心等层面，却把外国制药厂拉出来挡枪，这固然弱化了影片的情感力量和社会批判力度，但显然也有规避电影审查的现实考虑。

确实，影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勇敢，那么辛辣，它只是一部触及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一个角落，并在这个角落里思考“情与法”、“利益与良知”等问题的影片，它的诚意和用心大多数时候放在对观众的煽情性冲击上。在影片中，观众会痛恨那个真正卖假药的骗子张长林，会不齿于虚伪冷漠的外国药厂，会理解警察的执法，但更多人会同情那些贫苦无依的白血病人，会感动于病人对于程勇的感激、保护与支持。为此，影片精心准备了大量“催泪弹”：吕受益的老婆深情地饮完一杯白酒以表示对程勇的感激；思慧被程勇在经济和人格上救助后准备以身相许；阿浩感念于程勇的无私，舍身救他于险境；在警察局里，一位大娘动情地向曹斌讲述她的无助，肯定程勇的善心；程勇被审判之后，病友自发在路边送行……这一幕幕，完成了对于程勇作为“救世英雄”的道德情感美化。

用煽情代替叙事，用煽情润滑情节链条，用煽情挤压人物刻画，这固然可以使观众在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恍然入梦”，但会使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难以经受理性的审视，也会影响情节的自然流畅以及人物的深刻感人，甚至会使观众对于人物的心理动机不甚了了。例如，程勇在受到吕受益自杀的情感冲击之后，决定重新卖药，观众对此尚能理解，但在印度制药厂停产之后，程勇用2000元的成本从印度药店回购，然后以500元的价格卖给病人的行为，观众就会觉得有些突兀。思慧也善意地提醒程勇，这样一个月会亏损几十万，但程勇淡淡地说了一句，“就当还他们的。”

从人物的弧光来看，程勇从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富有慈悲心的好人，最后又成为一个有着高贵良知和正义感的英雄。这个过程，也是程勇从庸人到凡人，从凡人到好人，从好人到“药神”的上升轨迹，接近于辛德勒从商人到“义人”的弧光。但是，我们在辛德勒身上可以看到清晰的成长过程，以及每一次“进阶”的心理动因甚至严谨的情绪逻辑性，但《我不是药神》缺乏在场景的累积中酝酿情绪的耐心，也未能以更加严密的逻辑性呈现人物内心嬗变的过程和合理性，而是过分依赖煽情氛围的营造，让人物在特定的氛围中作出相应的反应，却未能更好地考虑人物内在的性格因素和心理因素。

也许，《我不是药神》缺少那种金刚怒目式的勇气，也没有那种振聋发聩的思想深度，它甚至没有我们预料中的那么好，但它依然能在许多地方触动我们的情弦，并引发我们的共情与思考。它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贴近了现实中那些被遮蔽的群体，那些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的社会现象，并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努力撕破了灰暗现实的一角，冲破了法律樊篱的凛然之处，抵达了充满人情味的道德至善。这已然是这部影片的伟大与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