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4-14

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娜丁·拉巴基大师班纪实

嘉宾对谈

娜丁·拉巴基：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导演

舒浩仑：导演、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生导师

拉巴基：感谢大家过来，早上刚刚到，所以有一些时差，尽量能够回答大家的问题。因为这个（《何以为家》）是第一部即将在中国公映的黎巴嫩电影，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事情，毕竟也是一个不同的市场，所以非常期待能得到大家的反映。

舒浩仑：这部电影的想法怎么出来的？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经历？

拉巴基：黎巴嫩现在有一二百万的难民，其中有很多流浪儿童，我希望能够从电影角度为此做点什么。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在土耳其海边有一个死去的小孩，那张照片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转非常广，所以我想，如果这个小孩能够讲话，他会说什么？这就是这部电影开始创作的起点。

舒浩仑：听说拍摄前，你们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去实地调研？

拉巴基：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实地调研，去监狱和很多地方。我不能在创作中用想象来描绘他们的生活，所以就去实地调研。调研差不多做了三年，2013年到2016年的时间。

舒浩仑：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真实，看到里面有非裔成人把小孩放在超市的拖车里面，我觉得像我妈去超市的拖车。除了小孩以外，其他演员也都是非专业的普通人吗？

拉巴基：所有人包括孩子的父母都是普通人，影片中看到的那些房子，就是他们住的地方。选取演员的方式也不是通过面试，而是直接去找到他们，他们觉得合适就来拍，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舒浩仑：在座有很多学习电影拍摄的学生，非常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工作的？

拉巴基：整个拍摄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从故事剧本开始，就没有像一般的专业拍摄那样按部就班。我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我们是没有剧本，而且很多人也不认字，就是文盲，所以看剧本也没有太多用。演员到了现场以后，大致给他们讲一些剧情，他们开始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不断给他们指示。这些非职业演员每一次讲的也不一样，所以后期的剪辑过程是非常大的挑战。

舒浩仑：这样的拍摄其实是纪录片的方式，但是布置和结构是非常完整的，这很有特色。

拉巴基：我就是希望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说以纪录片的方式要得到目前的成果，最起码要五六年，因为生活五六年才会有相对质的发展。所以这部影片里，包括现场、光、演员，甚至是墙上小孩的涂鸦，都是真实的，监狱也是真实的监狱。包括我们很多的拍摄，演员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拍电影。

观众提问

观众：你们在调研以及在跟演员的接触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拍摄上的调整。所以就故事内容层面，你们做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拉巴基：如果你对这个剧本非常了解，你肯定知道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因此，你不用太多担心。当然的确也是有很大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写，第二是拍，第三是剪辑。第一次粗剪出来的影片是12个小时，就是6倍的时间，后来剪到了2小时。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小孩打电话，最早的时候，剧本只是几句对白，但拍摄的时候，这个小孩完全用他自己的习惯在表演，后来我们就把他的话剪辑为了台词。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有一个场景在一个鱼市场，我们跟小孩说，你现在很饿要去市场，也没有说怎么做，他们就去了，摄像就跟着他们走。有意思的是，卖鱼的人好像知道我们在拍这个小孩饿了想吃东西，于是他们主动就把刀鱼给了他。其实导演也没有跟卖鱼的人说要给他，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直觉。

观众：非常敬佩导演，您是怎么指导婴儿和小孩的？

拉巴基：指导小孩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经验，因为这些小孩没有受到过任何社会规则的教育，或者是外界的影响，他们很多反应其实是人类本能的反应。所以，你要有足够的耐心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让他去反应，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但是需要很大的耐心。有的时候要等几个小时才会等到想要的，你要一直跟那个小孩走。我的女儿年龄跟电影的主角一样大，所以基本上我也能知道这些小孩的直觉反馈。

观众：在电影里面你扮演了律师，我好奇这是一个想让自己演一把的巧合，还是生活当中也想像电影里的律师一样保护这些小孩？

拉巴基：其实最初调研的时候，就有一个律师的角色，在整个影片里面，所有人都是真实生活里的角色，唯一我不是，感觉就有点不真实，就有点假，所以我把律师的角色尽量演得更像平常人一些，不要给人很严谨的感觉，那样反而不真实。

媒体采访

记者：今天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感受如何？

拉巴基：感受很棒，我喜欢和学生交流，和专业人士及学习电影的人分享影片的制作过程，这是进行互动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记者：为何选择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作为影片的国内试映？

拉巴基：我没有特意选择，上海国际电影节提议我这样做，我就答应了。我认为和专业人士及学生交流很重要，能够就电影的拍摄过程进行细节的沟通。

记者：想要向观众及参加这个活动的电影人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拉巴基：对我来说，除了影片的信息和内容外，还包括为什么拍这部电影——为了更真实地展示社会问题，尤其是孩子们丧失了他们的基本权益这一问题。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另外，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我也想分享自己的经历，来证明拍电影不一定要循规蹈矩，我们能采用不一样的方式，更自由地做电影。我可以用6个月来拍摄，2年来剪辑，3年来考察，我们用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来拍摄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小制作的电影，我们几乎是在家里完成拍摄的。所以我想和学生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同一种方式，不一定要按照传统的电影拍摄方式，我们可以更自由更有冒险精神。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用了各种方法来让它呈现得非常真实——和非专业演员合作，不给他们台词，用自然光和真实场景，从不打断真实正在发生的等等。这是不同的拍摄方式，我不是第一个，之前也有很多人这样做，之后也会有。所以我想和学生和电影人分享的就是，不一定要用一样的方式。

记者：电影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拉巴基：对我和拍摄团队来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见这部电影如何改变人的生活。现在赞恩在挪威，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我们拍电影时，他还从未上过学，不知道怎么写自己的名字。现在他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始了他的童年。电影中所有的儿童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流落街头的孩子，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学校了。虽然这不是我个人改变的，但是情况确实在改变。所以对我来说这真的是最大的收获，我一直希望电影能带来一些改变，而改变正在发生。

问：作为戛纳评委，您对哪类影片更加偏好？

答：我不会说偏好特定某种类型的电影。对我来说，我只是想分享其他电影人的世界观、经历、观点，看他们如何看待世界以及讲述故事，无关乎哪一铁定类型的电影。我不会去评判他人作品的好与坏，我只会去沉浸在他们呈现的故事中，我必须非常开放地接受不同分享经历的方式以及不同的电影语言。有时候我对于某些评论有点生气，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文化、民族和背景。

问：对中文译名如何看待？

答：叫《迦百农》是因为，迦百农这个词在法语中被用来指代混乱，但它也指代奇迹，因为圣经中的一个典故。所以它和电影中展现的一样，是混乱和奇迹的混合。发行商定了中文片名，我想大概是因为迦百农用中文比较难理解。

记者：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拉巴基：说实话，我从来没觉得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感到困难。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这都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对女人来说的困难程度和男人一样。你要知道如何引导团队，知道工作的方向，你就要非常强大，需要成为一个领导者。我认为这对男人来说也不容易。在黎巴嫩这更不容易，因为没有电影工业，所以当你想拍一部电影，你就想要去打一场仗，每次都是新的尝试。我常常觉得拍电影很困难，但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女导演而感到困难，我从来没有这种恐惧，也不因为作为一个女人而感到脆弱。因为人们并未感受到这种恐惧，我也从来不会表露这种自信的缺乏。人们通常觉得阿拉伯世界的女人不敢表达自己，但相反的是，在黎巴嫩的电影业中女性更多，至少男女一样多，也许是因为我们共同热爱这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