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影评——现实主义创作的魅力及其在当下的有效性

作者：黄望莉

早在1859年恩格斯关于《城市姑娘》写给拉萨尔的信中就论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当然，在这里并非说席勒和莎士比亚之间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强调“现实主义”的美学创作的必要性。

电影学者邵牧君认为，世界电影在其诞生之初，就存在着两种形态，即：技术主义传统和写实主义传统。写实主义传统虽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主义，但是，现实主义至今仍然是世界文艺创作原则之一。回归到电影这一大众媒介的艺术创作上来看，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在当下也仍然是主流的。而“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就是历史的真实之上加上艺术的真实表达，当这两点能够有效地平衡在一部影片中，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便凸显出来，其当下性的价值也会被观众所认可。这一点，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翻译家》就是明例。

这部由古巴和加拿大合拍的《翻译家》讲的是一位古巴讲授苏俄文学的教授在成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中受害儿童在古巴治疗时的翻译人员之后，故事就随着他的视角向观众展现了一个独特的生命世界：深受核辐射灾难的切尔诺贝利的儿童们的在生命结束前的无辜和对生命的渴望。同时，他个人因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重任，也造成了他与妻子之间的矛盾，尽管影片中翻译家夫妻间达成了和解，而在影片结尾的字幕上告知，这是一个真实的家庭故事，夫妻最终在几年后离婚，分别定居在法国和加拿大，而他们的儿子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植根于25年前真实的时代变迁与社会背景下所发生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历史的真实成为影片最为浓墨重彩的背景。1990年初，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发布命令，决定先将哈瓦那的医院腾出来先接受治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儿童。直到该年的7月1日，将位于塔拉拉的“少先城”变成了医疗和休养中心，免费为来自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儿童治疗放射性疾病中心。影片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哈瓦那从年初到年中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尽管影片的核心是描述“翻译家”在面对切尔诺贝利的孩子们的灾难之后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着力表现他内心的煎熬，但是，影片中大量的真实生活细节也在摄影机的横移中暴露出作者想表达的生活“毛边”：古巴当时的汽油、粮食等民生物资短缺、银行服务规则简单和粗暴等等社会现象，都被不动声色地表现出来。这些直指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大事件都是由无数个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细节构成的。

当下，现实主义的电影更位重要的一点是一种“诗意”的表达，也就是人类情感具有“通约性”。影片中对男主人公内心的描写是通过大量对他生活周边环境的展现，当重复表现教授骑着自行车艰难上行的过程，包括曾经摔倒的一场戏，都是为了突出人物的压抑感和努力前行的情绪表达。因此，对人物情感的“真实”展现突显出一种人道主义人文关怀。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只有在一个生命面对另外一些生命死亡的过程中，去积极地消除生命过程中所留下的遗憾。这部略有“治愈”感的影片或许才是今天我们愿意回头欣赏这部影片的真正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