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在家乡大地上画出最美人生画卷

场景重现：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为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进行了长期艰辛奋斗。

1994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纲领。

200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基础上，继续向纵深推进。按照当时的扶贫标准，2000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5%。

2011年，中共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国的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2011年，中国将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在新的扶贫标准下，中国贫困人口为1.22亿。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扎根祖国大地，在家乡画出最美的人生画卷，这是《我和我的家乡》极为鲜明和感人的价值取向。在影片的第四个故事《回乡之路》中，高老师目睹沙尘暴肆虐时，对学生说的不是“好好读书，将来离开这里”，而是教导学生“好好念书，学了本事，让咱这儿变个样”。从“离开”到“回归”，这是时代潮流的一次调整，一次反思，也是影片对“祖国富强，一个都不能少”的生动表达。类似的主题和情节设置在片中多次体现，包括董阿学帮助村长建设科技示范村，乔树林在发财之后捐建学校，带领农民种苹果，以及马亮没有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即使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也要做扶贫干部。

从五个故事的情节内容来看：国家在政策层面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后顾之忧，道路基建已深入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政府为农村派驻了得力的扶贫干部，在基层干部的带领下，与农民积极探索，勤劳肯干。如今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为富饶、壮丽，又不乏当地特色和风情的锦绣河山。

影片致力于营造一种诙谐又不乏温情的喜剧氛围，从人物不同的身份、性格和处境出发，建构了集中明确的戏剧冲突：或是为了省手术费，或是为了揭穿UFO骗局，或是为了让一位失忆老人重温最后一堂课的情景，或是为了推销沙地苹果，或是为了骗过妻子去农村扶贫。但是，这些内容只能算是情节引子，影片真正关心的是人物在冲突解决过程中所完成的人生体悟、内心澄明。这相当于影片在轻松欢快的“明线”之外，也铺设了一条与心灵成长有关的“暗线”，从而使情节发展紧凑流畅，但又蕴藉丰富。

《北京好人》中，身为农民工的表舅在现实的窘迫与医药费的高昂之间举步维艰，精明与狡黠的张北京让表舅冒用自己的医保卡去做手术。影片展现了表舅淳朴的道德观与“投机取巧”之间的矛盾冲突。正因为表舅身上这种农民式的憨厚与善良，使两人的“计谋”意外丛生，也妙趣横生。影片最后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歌颂了国家普惠性的农村医保为农民带来的人生保障。

《北京好人》的情节设置方式在影片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即冲突的起点看上去源于人物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外在抵触，但情节焦点和情感重心实则放在不同人物价值观、思维方式的差异上，或者是人物道德情感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内在龃龉。

《最后一课》中，观众一度想当然地以为，情节的重头戏会是众村民如何复原1992年的村小学教室，但这个冲突在影片中只是一笔带过，未发展出有强度的情节对抗。影片关注的仍然是范老师如何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回到人生的出发点，回归心灵的起点，并最终在姜小峰的深情呼唤中唤醒了记忆。影片在范老师和村民与失忆症搏斗的过程中引发了思考：一个人在经历了时光淘洗和万千繁华之后，能否想起他生命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能否记起他人生曾经预设的自我实现之路。

《天上掉下个UFO》看起来有闹剧的意味，甚至套用了侦探剧的模式，片中三个外来者探案过程中的滑稽处境或者惊险遭遇，与其说来自于现实环境中的各种意外，不如说来自于几组人物不同价值观的碰撞：卫视的小秦和小唐只想揭秘阿福村外星人的骗局，以便制造关注度；董阿学想用自己的知识来帮助村民致富；村长与王总想借助外星人的噱头打造旅游品牌；黄大宝则想通过自己的发明破解该地物流运输的困境。正因为几组人物有不同的出发点，才导致他们在探寻UFO真相的过程中产生各种误会与冲突。

《回乡之路》通过闪回来交代村民改造沙漠的过程，可以看出创作者乐于探究人物“表相”与“真相”之间的巨大反差。闫飞燕出场时，气场强大，性格强势，为人傲慢，一副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的派头。但是，一次回乡之旅，让闫飞燕卸下伪装，她在高老师的坟前找回了她的精神之根，让观众看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真挚与深情。至于乔树林，他从油滑、浮夸的言行，到真诚、善良的本性，其改变也令观众错愕。为此，影片通过一个小学生的发言来展示乔树林的“丰功伟绩”，这种简洁高效的反转方式，在一种高调的煽情中弥合了人物前后形象设定的裂缝。

在这种剧情设置策略的指导下，《神笔马亮》并未表现马亮作为第一书记在工作开展中遇到的困难与挑战，而是着重展现了他在工作上的业绩和诚意，其妻子秋霞从最初只想着让丈夫出人头地，到最后被他的真诚工作的态度打动，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初心教育”。或者说，这个故事中的笑料只是赠品，让人物不被世俗的眼光和功利的价值观蒙蔽，去聆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获得内心的坦然与丰盈，才是这个故事的真正内涵。

《我和我的家乡》不仅是写给中国农村及农村人的一封情书，也是写给祖国的一曲赞歌，展现了中国近年来农村建设、扶贫工作成果，情感基调积极健康，风格明快活泼，将歌颂与煽情融于一炉，让观众深受感动与鼓舞的同时，在内心回荡着朴素又深沉的爱国爱家之情。

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推出“致敬百年——用电影讲党史，追忆1921”特别策划，以时间线索为主要脉络，挑选能反映百年党史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成就和关键历史场景的21部主旋律影片，通过影评导赏的方式，重温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的辉煌历史，展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致敬百年——用电影讲党史，追忆1921”由上海国际电影节和上海戏剧学院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策划，特邀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