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真善美丨拎起行囊出发，走在自己的路上

拎起行囊出发

——重看1991版《开天辟地》

文 / 王晔明

散场后，我一直忘不掉那阵鼓声。电影里，湘江边的乡野集市上人声嘈杂，四乡的农民聚集于此，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一个青年挤在人群里，接过鼓槌，重重擂了起来。他在那烟火气里看到了某种比鼓声更持久的东西。他对身边的人说，将来共产党能帮助这些农民。这个年轻人叫毛泽东。那一年他还在找路，一条能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不再跪着求天、而是站起来信自己的路。

还有一场戏，拍的是新民学会的同学们在长沙分别。一群人即将各奔东西，眼见毛泽东衣服有些破旧，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肖子升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披上。快门按下去的那一刻，他穿着借来的衣服，和自己最好的朋友们一起，被定格在那张后来在历史书上反复出现的照片里。那时他拎起行囊，正走在寻找理想路上。

你知道这个人后来会成为谁，但在一百多年前那些或热闹或安静的日常时刻里，他只是一个站在集市上的年轻人、一个穿着同学外套去照相的青年、一个拎起行囊赶路的人。

片子是1991年拍的。那年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正如日中天，但李歇浦没有走他们的路。他给《开天辟地》定下的调不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白描。摄影机不仰视，音乐不抢先，只认真地拍一群人的日常。

望志路106号的戏，是整部电影里空间感最逼仄的一段。李公馆楼下，王会悟坐在门口望风。电影给了她好几个镜头，她有时低头做针线，有时站起来往弄堂口张望。七月上海闷热，她手里的团扇一直在摇，节奏不紧不慢，像给整场秘密会议打着节拍。楼上在争论党纲要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楼下这个女人守在门边，守着门外那个寻常的午后。

大光明电影院在这座城市里站了快一百年，见过太多浮沉。而此刻银幕上放着的，是比它更早七年的一段往事。历史习惯了记住楼上那些名字，但总该有人记得楼下的人。记得在码头接应的人，在灶披间煮面的人，在弄堂口放哨的人。他们没有走进客堂间，但他们守住了那个夜晚的门闩。导演明白这个，所以给了王会悟那几秒钟。不多，但够了。

密探闯入之后的撤离，电影没有过度渲染。代表们分几批从后门走掉，楼梯踩得咯吱响，脚步压得很低。之后，留下来应对搜查的李汉俊面对法国巡捕的盘问，从容作答。导演在此始终用中景，没有切特写去强调紧张感。真实的紧张不需要特写来提醒，它就在演员压低的声音和巡捕四处打量的目光之间。

南湖那场戏，等光散尽了我才想明白它为什么好。那天没有阳光，湖面笼着一层薄薄的阴翳，空气里有种南方水域特有的湿润气。代表们在岸边等船的时候，买了几个粽子正要吃，董必武看到旁边有衣衫褴褛的母子三人，便把手里的粽子递了过去。这个细节前后不过几秒钟，导演没有用特写强调，也没有配乐烘托，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好似最寻常不过的本能反应。

之后，一条画舫停在湖心，代表们围坐舱中，逐项敲定剩下的议程。没有宏大的配乐，只有橹声，一下一下，像某种古老的计时方式。闭幕的时候，代表们压低声音喊了几句口号。1921年的南湖上，只有这几声低沉却笃定的呼喊，落在水面上，和橹声一起融进了江南的雾里。对岸有人家，屋顶上飘着炊烟。他们大概不知道，湖心那条看起来再寻常不过的游船里，一群平均年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刚刚做完一件后来被写进每一本历史教科书的事情。

沉甸甸的历史分量与极其朴素的日常之间的反差，反而比任何铺排都更经得起琢磨。代表们散去之后，橹声还会在湖上响很多年，被不同的人摇着，经过同一片水面。导演把这个声音留下来，或许是想说，历史不只在船舱里，也在船舱之外一切照常运转的事物里。炊烟照样升起，橹声照样响着，但正是这种不以为意，反而让那个下午显得格外真实。

散场后我走出影院，南京西路的暑热迎面扑来。人民公园的梧桐在夕阳里泛着光，国际饭店的轮廓镀上一层淡金。街边小店里放着爵士乐，外卖骑手按着铃从车流里穿过去。这座城市满当当的，都是日子。而兴业路那栋石库门房子，就待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和无数民居商铺并肩站着，被同一个太阳晒着，被同一阵风吹着，不声不响。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样子。它不被装在玻璃柜里，它就住在隔壁。你每天从它门前走过，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偶尔，在一个像今天这样的下午，你放慢脚步，往里头看了一眼，忽然意识到，那个一百多年前从这里拎起行囊走出去的青年，后来再也没有停下过脚步。

那些挎着包袱赶路的人，走过的夜路、淋过的大雨、在陌生街巷里压低声嗓的交谈，最终铺成了今天脚下这些晒着暖阳的马路。从望志路到南湖，从南湖到井冈山，再到延安，再到北平，这条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手中的皮箱后来也许装过井冈山的红米，装过延安的小米，被山路上的石子磨花了边角，被窑洞里的潮气浸出了霉斑。但它的质地没有变，还是粗朴的，踏实的，经得起摔打的那种。一百年，他们把这片土地一寸一寸踩实了，走宽了。那些拎起行囊出发的人，也许没有亲眼见证这一天，但他们迈出去的每一步，都朝着这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