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对谈实录

时间:2023年6月14日(周三)10:00-11:30
地点: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
主持:马可·穆勒 | 上海大学电影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
关于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波兰导演。执导了20多部作品,包括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出发》、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死神的呼唤》、最佳编剧奖的《月光》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及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的《必要的杀戮》。他还获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金狮奖。他于2022年上映的最新作《驴叫》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并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以编剧的身份,斯科利莫夫斯基与罗曼·波兰斯基合作编写了《水中的刀》和《宫殿》的剧本。作为演员,他曾出演过《东方的承诺》《白夜》《当黑夜降临》《复仇者联盟》等影片。斯科利莫夫斯基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曾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并在欧洲和美国各地展出。
主持人:
大家早上好,我是上海大学电影艺术中心的总监马可·穆勒。我有时候跟我的毕业生讲,你们知不知道50年代电影新潮流最早的不是法国新浪潮,是波兰新电影,然后有俄罗斯新电影、捷克新电影,同步也有法国新浪潮。但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东欧国家新潮流导演中最有突破力、爆发力、传奇性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这里一定有学电影的,你们知不知道欧洲最好的电影学校是波兰的罗兹电影学院。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导演也是罗兹人,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不是学电影的,他那个时候是比较有名的诗人,波兰作家协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他也是一个拳击手,也是作家,写了短篇小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画家,1960年以来他不定时地画画,做电影的时候他不会画画,画画的时候他不做电影。中间有17年他决定不拍电影,就画画,也做演员,你们大概都看过他演的影片《复仇者联盟》,他60年代也演过不少波兰主流电影,也演过他自己的电影,我应该再次强调他是个多才华的电影艺术天才。杰兹,我刚才说很难对您的身份做出准确界定,因为我不知道您到底是诗人、爵士鼓手、作家、拳击手,还是画家、编剧、演员。我想表达的是,很难准确地定义您,因为您甚至有十七年都没有拍电影,除了演员这个基本工作之外,作为艺术家,您大部分时间都在画画。您可能是东方新电影中最具爆炸性的导演,但我们还有一个爆炸性的发现,您的家族与中国渊源深远,我们可以从这个话题开始,讲讲您在中国的祖父。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稍微纠正一下刚才关于我的介绍。因为虽然听起来很棒,但并非全都是事实,让我从更现实的角度说一说。是的,我做过爵士鼓手,但我打得并不好。我参加过拳击比赛,但也只是业余,我输掉了一半的比赛,所以我不是个出色的拳击手。至于诗歌方面,我虽然出版过小册诗集,说起来有些难为情,其实写得一点也不好。所以实际上,在所有其他的尝试都基本上失败之后,电影对我来说就像是最后的机会,让我能够以艺术家自居,所幸我发现我拍电影还不错,基本就是这样。
主持人:
您太谦虚了。您改编过安杰耶夫斯基的剧本,我想有些人一定还记得一部著名的波兰电影,这也许是波兰新浪潮中最重要的一部电影,由安德烈·瓦依达导演,名为《灰烬与钻石》,根据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的小说改编,这位作家又为瓦依达写了一个叫《无辜的巫师》的剧本,瓦依达对这个剧本非常不满意。瓦依达在其所在的波兰作家协会的乡村别墅见到了杰兹,杰兹则递上了一个令他满意的剧本,也是最终的剧本,并出演了电影中的拳击手。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是的,安德烈·瓦依达把安杰耶夫斯基的剧本拿给我看,他只是想听听我的意见,因为那时我对电影不感兴趣,我正忙于其他事情,对于当时最伟大的波兰电影人我也毫不客气,我觉得这个剧本很糟糕。他说,真的吗?也许您愿意试着改编一下?我说,好吧,那我试试。那天晚上我花了大概5到6个小时对剧本做了一些重大改动,第二天早上,我把它交给安德烈·瓦依达,出人意料的是他对改编后的剧本非常满意,所以我想编剧似乎是一份非常轻松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不去电影行业试试呢?接下来,罗曼·波兰斯基找到我说,我听说您为瓦伊达写过剧本,也许您可以和我一起合作拍摄我的电影。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共同创作了罗曼的第一部电影《水中刀》,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非常容易,我们只花了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剧本,电影也取得了成功。所以我在刚迈入电影行业的时候真的很幸运,因为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我感觉我似乎很适合电影工作,因为做起来很容易,我也做得不错。
主持人:
当您在瓦伊达的电影中扮演拳击手时,顺便说一句,瓦伊达说,当时第二天就是罗兹电影学院的考试,您就去参加了。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确实是这样,我去了罗兹电影学院,当时大概有200人对招收人数极少的导演系名额展开竞争,所以我觉得我考上的机会很小。考试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但是每过一天就会有几个人被淘汰,留下的人越来越少,200人变成120人,然后是90人,70人,50人,40人,最后大约只剩下十几个人还在争取导演系的三个名额,我很幸运地成为了那三个幸运儿之一。这对我来说也很容易,我是几年之后才真正在拍电影上遇到难题,因为一开始真的很顺利,也许真的是因为我的运气好,我也说不好为什么一切都如此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呢?可能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才华的,否则这只能用奇迹来解释了,但正如我所说的,一开始我完全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主持人:
但在您开始拍摄所有的短片之前(它们后来成为了一部完整的长篇电影),您的第一部长片,您听说波兰奥委会正在寻找一位导演来拍体育短片,因为您会拳击,您立刻成为了候选人。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是的。显然,我当时撒了谎。因为波兰奥委会想找一个已经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人,而我只是刚被录取,才入学没多久,但当委员会问我,您是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我说,是的。而我当时只入学了3、4天。幸运的是,他们相信了我,因为电影是关于拳击的,我了解这个主题。所以制作这部电影也没有遇到困难。
主持人:
这部电影在1962年的布达佩斯国际体育电影节上获得了大奖,但与此同时您正在用您上学时拍的短片创作您的第一部长片。能带我们回忆一下您在电影学院时如何巧妙地策划和创作您的第一部长片吗?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被电影学院录取后,就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我已经20多岁了,要花四年时间在电影学院学习,毕业后可能有机会成为某位导演的第三助理,如果我做得好,一两年后可能会升为第二助理,最终也许能成为第一助理,如果幸运的话,也许在10年、12年或15年后,我可能有机会拍摄第一部长片。对我来说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试着另辟蹊径。无论我在电影学院学习期间拍摄什么,我都会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拍摄,是关于一个对生活现状非常不满意的人的小故事,主角试图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重大改变,所以他决定去参军,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自律,这就是电影的主题,一个年轻人决定改变生活的一天。而且,因为四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分段拍摄这个小电影,所以我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随时待命的演员,所以我决定自己出演,因为只有我能随时准备好继续拍摄的工作,而且我能决定主角不改变外貌、不剪发、不留胡子或者胡须,事情就是这样。我自己扮演了这个角色,只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幸运的是,我演得相当不错,这部电影节约了我数年的(奋斗)时间,因为当我把那些小片段组合成一部完整的长片时,时长有72分钟,所以符合长片的标准,电影学院的委员会接受了它作为我的毕业作品,我立即得到了拍摄一部真正的专业电影的机会,有专业的剧组和预算。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的那一年,我已经拍摄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电影,叫做《轻取》。
主持人:
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部电影和学生长片全部入选了纽约电影节,让-吕克·戈达尔在纽约看了这些电影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我相信杰兹还没有看过戈达尔的任何一部电影,但人们都已经开始议论,说东方的戈达尔诞生了。现在我们知道您是如何踏上电影导演事业的,但是您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成为一名作家?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当时确实在继续写作,我在写我自己电影的剧本,你们在这部电影中听到的每句台词都是我自己写的,但我真的没有时间给其他人写剧本。那四年来,我实在太忙了,我需要利用每一次机会一遍又一遍地拍摄片段,那72分钟的长片是由大概20到25个小片段组成的,每个片段都是学校布置的练习作业。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是要求我们使用变焦镜头拍摄一分钟的片段,我的同学们大多都在拍摄汽车朝摄像机开过来的镜头,通过拉近焦距的方式强化汽车正在驶来的效果,而我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用变焦,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部电影现在可以在线观看。
主持人:
但您在这一方面也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决定,这是对独立制作以及低预算电影制作的一种审美技法,因为您选择用一个镜头拍摄所有的动作。《特征:无》需要拍摄39次,这些电影大部分由非常长的一镜到底组成,《轻取》大约有28个镜头,而《特征:无》的镜头更多,有25个或更多场合来使用摄像机。但《轻取》中,您又选择使用了长镜头,我举个例子,上影节正在展映的一部电影,侯孝贤的修复版《悲情城市》,他发明的这种特定的审美技法,即对长镜头的运用,在他之后很多重要的导演也在使用。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这我不知道,事实上在新浪潮电影时代初期的电影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我们谈论的是60年代中期,大家在比拼谁能更长时间更复杂地运用摄像机,基本上是手持摄像机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然后可能跳上一些车辆来延长追踪,因为无法在屏幕上用例子演示,很难详细介绍其中的细节,因为这些只是理论,但在实践中,有时会达到惊人的效果。

主持人:
您的第一名“联合编剧”是一位叫威廉·莎士比亚的绅士,在《与安娜的四个夜晚》中您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联合编剧和制片人伊娃·皮亚斯科斯卡,她也在现场。近年来您又重拾笔墨写起了原创剧本,也改编了一些文学作品,比如柯南·道尔的《糊涂福星救万兵》、纳博科夫的《王,后,杰克》、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死神的呼唤》、Cesare D'Amico的《急流的春天》,更不用说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但您总是采用了一系列策略,在每次改编中都留下了非常独特的风格。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您总是选择讲述您自己版本的故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于高度忠实于原著,您却选择了高度背离原著。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事实上,这只是个玩笑,这个玩笑是这样的,我唯一一次不可避免地无法根据自己的剧本拍摄的情形是我处女作中的一个小片段,我记得那是在我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学生必须改编一部文学作品,我不能使用自己的作品,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所以我开了个玩笑,我决定改编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然后我写了一个滑稽的小故事。
主持人:
您认为您在文学改编方面所做的一切本身是为了使电影成为有别于原著、原始来源材料和短篇小说的独立存在吗?改编工作又是如何改变这个过程的动态的?因为某种程度上,您对这些材料进行改编,也意味着它们成为了您的原创剧本,自从与伊娃合作创作《与安娜的四个夜晚》以来,过去二十五年中您坚持了使用自己原创材料的决定。我的问题是,就文学改编而言,您认为它必须是您自己版本的故事吗?为什么在《费尔迪杜凯》之后您选择不再继续进行文学改编,并再次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专注于创作原创剧本?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发现我总共拍了近二十部电影,我把它们分为三个类别。其中三到四部,我觉得拍得很糟糕,哪几部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评价。我真的不喜欢《费尔迪杜凯》,这是其中之一,另一部是《急流的春天》,还有《王,后,杰克》,这三部电影都是基于文学作品改编的,但这三部电影也都是国际合拍片,不得不合作拍摄。
主持人:
我还记得在威尼斯展映《费尔迪杜凯》时,您对当时我们称之为“欧洲布丁”的合作方式非常不满,当您有太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合作制片人时,您不得不去使用来自这些国家的演员和技术人员,即使最终剪辑权在您手中,这项工程也变得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好吧,我继续列举我的电影分类,我自认为有三部真的很糟糕,幸运的是,还有大约四五部甚至六部拍得相当不错,我对这个比例表示满意,其余的几部都挺平庸的,所以最终的比分是六比三,加上一些平庸的电影,也不算太糟糕,因为有一些导演甚至拍不出任何好的作品。
主持人:
因为您对《费尔迪杜凯》非常不满意,您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内选择不再拍电影,在这期间您生活在美国,并通过绘画重新发现了对电影拍摄的热情。大部分时间您都在绘画和担任演员,您能谈谈这个电影制作间隙的出现原因吗?因为我认为对听众来说,了解献身于绘画如何最终重新燃起您对电影的热情非常重要。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正如你们所观察到的,那是在我制作了《费尔迪杜凯》之后,那是我拍过的最糟糕的电影,所以我决定停止拍电影,反思自己还能继续糟糕到什么程度。也许我真的应该改变一下对电影制作的看法,以免未来拍出比《费尔迪杜凯》更糟糕的作品。所以我给自己留出一两年的时间,不再参与电影制作,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开始认真地绘画,因为我一生都在画画,但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真正认真地去画。我在这方面应该是有一定天赋,我进步很快,开始在美国和欧洲举办许多画展,也开始卖画,幸运的是,一些有名的客户购买了我的作品,所以我也算有了些谋生的手段。由于这一切发生得非常快,我在一些国际绘画比赛中获得了几个奖项,我开始感觉自己如同年轻艺术家般正在快速步入正轨,这几乎就是我最初步入电影生涯时的翻版。那时我也是疾步向前,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由于我找回了那种感觉,我的绘画日益精进,我能够以新的方式重回电影制作,但是我向自己保证,从现在开始我将永远不再拍糟糕的电影,并成功遵守了这个承诺。因为从那时起我已经拍了四五部电影,《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必要的杀戮》和《11分钟》,没有一部很糟糕,都是相当好的电影。我特别推荐我的新片《驴叫》,也是我自认为拍过的最好的电影之一,虽然我已经80多岁了,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年轻的电影人,不断进步,向着更高的目标前进。

主持人:
您说得对,因为《驴叫》感觉就像一个年轻导演的作品。您如何看待随着年龄增长您与故事和电影之间关系的演变?更具体地说,如果我们去思考这四部电影,从《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到《11分钟》再到《必要的杀戮》和《驴叫》,您在电影创作过程的观点是如何逐步发生演变的?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幸运的是,这是四部风格迥异的电影。所以我没有走自己的老路子,这是第一点。我也没有运用那些已经证明可行的手法,我总是在寻找新的东西,一些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东西,我认为这对于任何艺术家都是正确的方法,要敢于冒险,去寻找新的东西。
主持人:
是的,我认为这是关键,也是您问题的答案。但是其中至少有三部电影《必要的杀戮》《11分钟》和《驴叫》是以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方式构建的,而且我认为在这个充斥着冗长对话的超长篇电影时代,这三部电影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外。您可以稍微谈谈是如何构思这些故事的吗?因为最终,多米诺效应也是《驴叫》引人入胜的地方,故事、因果关系导致另一个故事。多米诺实际上是一种以非线性方式讲述故事的方式,不使用太多对话。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在《必要的杀戮》中进行了一次实验,决定我的主人公(由文森特·加洛扮演)在整部电影中不说一句话,你们根本听不到他的声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实验竟然成功了,创造出一个沉默英雄的有趣效果。既然这次尝试是成功的,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对白,因此在《驴叫》中,我决定用一只动物来扮演主角,《驴叫》是一个关于驴的故事,所以您听不到驴的嘴里说一句话,只有心理活动,这次尝试也是成功的。因此,一个实验引发了另一个实验,一个成功的结果证明了这值得一试。
主持人:
我一直认为,电影中的诸多伟大合作之一便是导演和观众之间的合作,是观众最终让电影变得完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了电影的所有者。您是否也认为观众是必要的存在?我想到您几年前在采访中说的一件事,您感觉雅克·奥迪亚的《预言者》在某种程度上太完美了,如果一部电影太完美了,它就不需要观众,不再需要观众对其意义进行补充。我认为您的所有电影都给观众留下了开放的空间,让观众积极参与并补充电影的意义。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认为您的这个观察是对的。是的,我确实会去挑战观众的智力,我认为在一部电影中,当我们并没有事无巨细将一切展示给观众,而是留下一些空白,观众必须用自己的认知来填补缺失,填补这些被故意遗漏的部分,这会给观众一种满足感,他们在通过自己的理解与创作者展开合作。所以,关键是这个系统起作用并且平衡适当。您不能做过头,不能留下太多空白,这样会失去观众,您必须与观众一起玩这个游戏,必须恰当地评估他们的智力,以及他们与您一起共同创造您所追求效果的能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讨论正在陷入一个非常理论化的混乱中,也许我可以提醒您一下,关于您最开始的问题,关于我的父亲在中国出生的事。是的,我的父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于中国东北地区,因为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负责建造穿越整个亚洲的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海参崴。当他们建到海参崴时,我的祖父卡齐米尔·斯科利莫夫斯基在他的合作伙伴中非常受欢迎,一些政要和富人找到他说干脆由您来负责这个新城市的设计怎么样,也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如今,这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中国城市,名叫大连,是以中心广场为中心,街道呈放射状延伸。那个时候我父亲出生了,所以纯粹是偶然的机会,他在大连附近的某个地方出生。
主持人:
如果回顾《驴叫》的漫长创作过程,这个过程始于2011年,就在您2010年赢得奖项之后,我当时担任威尼斯电影节的总监,有幸向您颁发特别评审团奖。顺便说一下,当他在威尼斯因《必要的杀戮》获奖时,评审团主席是昆汀·塔伦蒂诺,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影响有多大,你永远无法想象他会影响到如此不同于他的电影类型的其他艺术家。关于《驴叫》的漫长创作过程,您和伊娃在整个欧洲用六头撒丁岛的驴拍摄了三年时间,您如何看待这部电影,比如这三年的电影制作如何在职业和个人层面改变了您?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比以前更谦虚,这要归功于这匹驴。通常,当你和演员一起工作,尤其是与一位男演员合作时,会存在一种竞争,男性之间的竞争,两个人谁更重要、更强壮、更有男子气概,如果到了要进行肉搏战的地步,谁最终能击败另一个人。即使事情没有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竞争关系也是很常见的。这种竞争可能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创作过程,同时,它也会演变成一些危险的局面,我与演员之间就发生过几次冲突,但这仍然是工作的一部分,不好的关系要处理,电影也得拍完,所以我们都设法完成了这些电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成功。但有时候,情况会变得非常困难。而这位演员,作为主角的驴对我来说构不成任何竞争,也不会问愚蠢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向前走,我是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谁会在乎你先迈哪只脚?答案不言而明。但有些演员就是这样,他们倾向于质疑你,抓住你答案中的漏洞,只为了能和你争斗,所以驴没有问它从哪只脚开始走。但是,你仍然需要找到塔科来拍好动作场景,伊娃称它为驴界的布拉德·皮特。我不知道你们对驴有多少了解,因为我之前没有任何经验,我很惊讶它们是多么可爱的动物,如果体型能稍微小一点,我会乐意把它们作为宠物养在家里,它们是你可以想象到的最可爱的动物,我真的很细心地照料它们,每当我们在拍摄中休息,我都会利用那段空闲时间。通常,导演会去自己的拖车里躺下来,喝杯咖啡或者吸个烟什么的,放松一下,我没有那样做。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拖车,我们得为更重要的事情节约资金,其次,我真的有一种心理上的需求,和驴一起度过那段空闲时间,所以我总是去马车那里,驴在那里耐心地等待,我去和它交谈,不是那种轻声细语地说话,是发出温柔的声音,大家都知道如何对待家养宠物,你不会用挑战智力的复杂句子对它讲话,你只是发出动听的声音,我就是这样做的。我会对它说一些甜言蜜语:是的,你是最可爱的,你是最温柔的,你是最讨人喜欢的,你是在对玛丽埃塔或者欧拉轻声细语吗?对每一只驴,每一只。它们都是非常可爱、迷人的动物,也需要人通过那种方式对待它们,需要去感受那个给它们安排工作的人,因为它们明显能感觉到我是给它们发号施令的人。通过我刚刚描述给大家那种方式,我让它们感觉到我是个朋友,甚至不止是朋友,我们是伙伴,我们在共同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互相注视着,驴的眼睛非常特别,我建议大家下次有机会可以仔细看看驴的眼睛,你会发现它们眼神中的一些反应。
主持人:
作为意大利人,我非常自豪第一次真正看着驴的眼睛是在西西里。在意大利圣诞节期间,许多乡村村庄,甚至在我的家乡都会上演圣诞剧,由村民扮演耶稣诞生故事中的不同角色。当然,圣诞剧的高潮是由真正的驴和真正的牛组成的圣诞场景,通常还有一个真正的婴儿参演,能否告诉大家您是如何在西西里开始直视一只驴的故事的?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意大利语称其为Presepio event(圣诞摆设活动),听上去就已经很吸引人了。而且全村都会参与这项活动,包括许多小景点,有人榨葡萄汁用来制作葡萄酒,有人在烤披萨,理发师在给客户理发,所有人都在酒吧里打扑克牌,他们展示着人们古代生活的场景,看起来与今天别无二样。可能服饰有点不同,因为他们穿着旧时的服装。这项传统已经保留了几个世纪了,所以他们使用的一些道具很古老,却看起来非常真实。你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蜿蜒前进,但你正在接近主要景点,这是一个远离一切景点的谷仓,当你走近谷仓,你听到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响,由几种动物发出,当你进入谷仓,就会看到那个圣诞场景,圣约瑟挺拔地站着,拿着手杖,有点像奥斯卡小金人,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周围有几只动物,地上有鸡、鹅和鸭子。当然,它们都发出叫声,寻找食物,都因为能够聚在一起而感到兴奋,然后有猪、山羊、绵羊、奶牛、公牛,看起来真的很吓人,长着巨大角的黑牛。所有人和动物都竭尽全力地发出最大的声响,突然,我发现一只鸡在空中飞翔,它飞过圣约瑟的头顶,圣约瑟就像一位优秀的拳击手低头躲了过去,这只鸡飞过整个谷仓,降落在另一边,就像是降落在黑暗之中,但因为我用眼睛一直跟着它,我注意到在黑暗中还有一个东西,所以我走过去,一步一步地接近,越来越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只驴,这是唯一一只保持沉默、疏离,见证着一切的动物。它没有参与其中,却非常有存在感,用睁大的眼睛看着一切,眼神中似乎透露出某种哲思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批判。你们在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这么激动?这只是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是我第一次端详驴的眼睛,我发现了那种深刻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却不予置评的感觉。但与此同时,有一种不带负面情绪的评判,好像是在说,好吧,这就是世界,你就是世界,而我,一只小驴子在这里看着你,评判你。我觉得我自己说得有点不着边际了,但我与大家分享的是对于我作为电影导演工作中发生的这些情况的混乱反思。
现场提问:
您通常从哪里汲取电影的灵感?您是如何得出这些奇思妙想的?这些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实际上,每一部电影的灵感都来自不同的来源、不同的故事,让我用《驴叫》的例子来说明。《驴叫》的灵感来自几个方面。首先,许多年前,应该是1967年左右,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专业电影《轻取》,那是一部普通的电影,但我还是付出了一些努力。《轻取》是一部不错的电影,大概拷贝了20份,在波兰的一些主要城镇上映。当时有一个波兰裔法国人在波兰度过了整个夏天,他偶然间去看了《轻取》,他决定购买一份并把它带到巴黎,因为他是一家电影院的老板,他在那里连续放映了几周的《轻取》。在那一年的年末,我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电话,一个好听的法国女声告诉我,斯科利莫夫斯基先生,我是《电影手册》的工作人员,我们想采访您。《电影手册》在那时就已经是电影人的圣经了,因为它是由戈达尔、特吕弗、路易·马勒等人经营的,所以我说,我想您一定搞错了,为什么《电影手册》想采访我?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电影人,只拍了一部专业电影,所以没有理由采访我,一定是搞错了。她说,没有搞错,因为我们刚刚完成了《电影手册》的一期,我们投票选出了年度十佳电影的名单,您的《轻取》获得了第二名。
沉默良久后,我问道,第一名是谁?得到的回答是罗伯特·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我说,好吧,我们能不能把采访推迟几天,因为我还没看过《驴子巴特萨》,我先看一下。与此同时,我能比较一下我的电影和这部电影。第二天,我看了《驴子巴特萨》,去了一家普通的电影院,买了票,坐在那里,电影开始了。我带着一种半批判、半专业的眼光看着屏幕,我关注的并不是故事、情绪或角色,我只是在看,为什么摄像机会以这样的角度拍摄?为什么使用追踪镜头?我作为年轻的电影人试图学习,迫切地想理解为什么大师使用这样和那样的设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在电影中间或者接近结束的时候,我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似乎消失了,我被那只驴的故事所吸引,因为它是电影中最好的演员。罗伯特·布列松是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擅长使用非专业演员,所以这些都是真正的业余演员,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表演天赋,但那只驴完美无缺,它总是表演得很到位,它的表情总是真实的。在这部电影的最后,当驴快要死去时,它躺在斜坡上,周围是一群羊,大概有200到300只,每只羊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铃铛,那是一种很柔和的声音,但有200到300个铃铛同时在响,创造出一种非常微妙的有些不同寻常的葬礼氛围。电影结束了,灯亮了,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哭泣,有泪水从我的脸颊流下来。那是我唯一一次在电影院哭泣,之前从来没有,之后也没有。我的眼里有泪水,驴子的死使我如此感动,因为它让我相信这是真实的,它不是在假装。他们可能给了那只动物一些药丸或其他东西,让它昏睡了过去,但它一动不动。作为观众,我相信那只驴子已经死了,这是我从罗伯特·布列松那里学到的最伟大的一课。动物角色能让你相信这是真实的,不是演戏,你所看到的与动物角色打交道所体验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我和伊娃在加利福尼亚生活了很多年,生活环境相当富足奢华,我们决定搬回波兰,我们在思考从马里布这个如此优美的地方应该搬去哪里。我们要换另一种怎样的环境生活?因此,我们很明智地决定去找一个远离文明、远离村庄的野生森林,我们找到了一个位于森林深处的很老旧的狩猎小屋。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容易遭到打劫,那里没有围栏,没有安全系统,但我们冒了这个险。这一决定换来的好处是,每当我们离开家在森林里散步时都能有幸遇到各种野生动物,我们总是非常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是闯入者,这不是我们的地盘,这是它们的地盘。所以我们总是停下脚步,让鹿、狐狸和其他动物随心所欲地行走,充分尊重大自然、生命,和这些生物的野生生活。所以经历这一切也是创作《驴叫》的重要因素。灵感的第三个方面是我们厌倦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方法,所以我们决定,如果我们让动物来当主角,通过动物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我们并没有必要沿用传统的叙述方式,通过动物的眼睛观察到的东西可以完全是偶然的,不按照故事线来进行。讲述方式可以是只包含片段而缺失了很多其他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寻找最新电影的题材时已经考虑了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是在圣诞摆设活动的幸运巧合,那只鸡引导我与驴子的对视,我立即决定它将是我的这部影片中的主角。因为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要选择哪种动物作为主角,我们只知道不会选择狗或猫,因为这两种动物已经被很多电影过度利用了,而这些电影并不都是真正的杰作。所以与驴子的幸运对视是拼图中缺失的最后一块,使我们决定这样做。
现场提问:
导演好,我是来自东北的,欢迎导演来大连。我想求证关于《驴叫》译名的事情,这个片名在中文的译名是“驴叫”,不知道导演是否认可这样的翻译,以及EO这头驴的名字是随便取的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决定取名为《EO》,这是对人类大脑声音的拟声版本,驴会发出EO这样的叫声,这大致是人的大脑获取声音的音标拼写,EO,但我喜欢中文版的译名,也许听起来更有吸引力,更具有鼓励性,鼓励观众去观看这样一个标题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