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19

西班牙电影大师展|为什么绍拉的早期作品如此重要

 

9月23日至30日,由上海国际电影节策划的“西班牙电影大师展”即将在大光明电影院和宛平剧院举办。本次共放映三位大师共计十部影片,其中不少影片首次在国内放映。为向今年去世的电影大师卡洛斯·绍拉致敬,影展将带来其多部代表作,包括早期的《小流氓》《狩猎》《薄荷刨冰》《安杰利卡表妹》《饲养乌鸦》,以及中期和晚期的《探戈狂恋》《万岁,卡美拉!》和最后一部《墙壁会说话》。 

 

尽管绍拉如今更多以其拍摄的舞蹈题材电影为人所知,但他早期的创作既能够体现新现实主义的印记,同时对于超现实主义和隐喻手法的使用也相当成熟,可以说是理解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班牙电影史的重要参考。因此,观看这批作品,是重新发现、阅读、理解绍拉的最佳方式。此次特邀影评人宋嘉伟、充蜜对绍拉早期代表作进行深入解读,文章将收录在本次影展手册中,观众可凭影展票根在放映影院领取手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以下节选部分进行分享,为大家走入绍拉的记忆迷宫进行导航。

 

绍拉生前最后一部上映影片《墙壁会说话》剧照

 

绍拉在电影生涯的起步阶段以现实作为主基调,例如1957年的短片《星期天的下午》(La tarde del domingo,1957)是一个典型的三幕剧,拍摄了一位女仆周末午后沮丧的经历。1958年的纪录短片《昆卡》(Cuenca‎,1958)描绘了这座西班牙村庄传统的生活方式。1960年处女长片《小流氓》(Los golfos,1960),则是一部典型的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方法论创作的电影,展现了马德里近郊一群以盗窃为生的小混混的生活。他们的梦想是让其中一位成员顺利踏上斗牛士职业之路。

 

《小流氓》剧照

 

电影无论从主题还是风格上,都让人想到同期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乞丐》(Accattone,1961)《罗马妈妈》(Mamma Roma,1962),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浪荡儿》(I vitelloni,1953)等意大利导演早期的新现实主义作品,与他们共享着这一流派的基本原则:对非职业演员的使用、街头实景的拍摄、对边缘与底层群体的关注等等。

 

绍拉游刃有余地运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们的影像语言,并融合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一些剪辑手法,创作出一部极为成熟的处女作。然而,正如另两位导演未来分别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凌厉的影像风格,绍拉也很快地发展出自己的电影语言。

 

这主要体现在其影像中对现实的处理方式上,绍拉的影片中,现实与感知/想象/欲望/记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1967年,绍拉在《薄荷刨冰》(Peppermint Frappé,1967)一片的拍摄感受中阐释了他对“现实”的理解:

 

“现实是人们可以直接、立即感知到的;现实也是人们所梦想的,是人们希望发生但并未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和未来……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

 

《薄荷刨冰》剧照

 

在这里,绍拉将个体的想象世界看作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不仅活在物质世界之中,更生活在由自己的欲望、梦想、记忆与无意识所驱动的精神世界之中,二者交融在一起。无疑,绍拉受其良师益友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极深的影响,他们都致力于以电影化的手法,展现超现实主义运动之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所说的“思维的实际运作方式”。

 

《薄荷刨冰》正是绍拉关于这种现实观念的一种实践。在这部向布努埃尔致敬的电影中,绍拉展现了一个男人的欲望、嫉妒心与占有欲扭曲现实的过程。他一方面运用薄荷刨冰、假睫毛、跑车、金发等象征意味极浓的物件符号表达一个中年男性的恋物癖,另一方面通过色彩的区分来展现他的欲望与现实世界:黑白影像代表了他朦胧的潜意识,彩色部分代表了他所身处的现实世界。

 

而在《饲养乌鸦》(Cría cuervos,1976)这样展现儿童内心创伤的电影中,绍拉的手法变得更加成熟,电影总体上按照安娜的心理与情感流动的逻辑来进行剪辑。在回忆部分,时间的线性关系被打乱,现实、记忆与想象的世界融合在一起。事实上,“儿童”在西班牙电影史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绍拉而言,儿童并非象征着纯真与无忧的小天使,而是成人的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们敏感地承受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他们会混淆现实、图像、听闻和想象,他们尚未习得成人世界的道德观念,因而可能展现出极致而强烈的力量,并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且他们自己也并不理解的行为。

 

《饲养乌鸦》剧照

 

在绍拉最具自传色彩的《安杰利卡表妹》(La prima Angélica,1974)中,导演对记忆与现实关系的处理则更为复杂与精巧。他不认同影像的自传是“以一种视觉日记的形式来回忆个人生活往事”的传统观点,更愿意通过各种媒介来创造性再现过去。在两个不同的访谈中,绍拉如此解释道:

 

“即使有照片的帮助,我也不可能用我的眼睛和身体来重温小时候的事情。”

 

“我感兴趣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想象力……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只是现在的自己,但却回到了二、三十年前。这是促使我拍摄这部影片的基本想法——你不能把自己看成一个孩子。”

 

依托于现实自我的意识,在固定空间中对时间进行主观的重构,这便是绍拉对于自传片的拍摄手法。《安杰利卡表妹》中的回忆场景被许多电影评论者认为介于普鲁斯特与伯格曼之间。这也让我们想到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时间理论。柏格森将空间定义为不可移动和可测量的,将时间分成两种:科学/空间的时间和持续性/绵延(durée)的时间。科学/空间时间是宇宙的内在时空,独立于我们的心理体验。绵延的时间——意识和记忆(或无意识)——是一种异质的绵延,是一种内在时间,也是我们与科学/空间时间的接触点。

 

《安杰利卡表妹》剧照

 

由于这部影片的片头片尾都直指内战创伤,也让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绍拉电影中关于隐喻的讨论。隐喻意味着一种间接的、曲折的、创造性的表达。在佛朗哥统治的四十年间,当局严格审查文艺作品关于当权者、主流政治与内战史的表达,这使得当时进取的西班牙导演们需要寻找与探索一些自由表达的方法。绍拉如此说道:

 

“我们所有拍电影、绘画和写作的人都在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的媒介更加有效,不仅在个人层面,而且在西班牙社会层面。我相信,当佛朗哥还活着的时候,我有一种道义上的义务——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社会——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尽一切可能帮助尽快改变政治体制。”

 

在此过程中,绍拉拍出了他电影生涯中最具创造力的一系列作品。黑白电影《狩猎》(La caza,1966)中所设置的外景地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之一,曾是一个血腥的杀戮之地。三个经历过战争的人在那里继续展开猎杀——不仅针对猎物野兔,也针对彼此。内战的幽灵依然在这个国家上空盘旋。

 

《狩猎》剧照

 

1979年,绍拉的第一部喜剧问世,电影名为《妈妈一百岁》(Mamá cumple cien años,1979)。这部电影可以看成《安娜和狼》的姐妹篇,同样的乡间别墅,同样的女主角与男配角,同样的母亲。只不过,杰拉丁·卓别林(Geraldine Chaplin)饰演的女主角现在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已经由前作中的男性一家之主,转向了德高望重同时活泼可爱的妈妈。一家之主已经在三年之前死去,这是对当局的直白指涉。妈妈成为西班牙这个国家的当代化身——虽多灾多难但却依然健硕乐观,充满活力。她深知这个家族中哪些人居心叵测,哪些人值得信赖。尽管片尾她仍在诉说年轻时的苦难,但那已是一个重生之人对于过往的记忆连接。彼时的西班牙社会,民主化转型已初见成效,未来的方向日渐清晰,电影的尾声也预示着绍拉将从佛朗哥时期的对抗性创作自觉中抽身出来,进入他自己的重生期。

 

《探戈狂恋》剧照

 

从那时起,绍拉的电影转向对西班牙传统音乐、舞蹈与绘画艺术的探索,这些元素一直是绍拉创作中重要的养分(他的母亲是钢琴家,哥哥是画家),也是他此前电影中不可或缺的伴随,从八十年代起它们成为电影的主角,成为他窥视社会、关照历史的通道,也被他赋予当代的情境与情感(“弗拉门戈三部曲”、《探戈狂恋》《墙壁会说话》等)。其实,当我们回顾绍拉穿越佛朗哥统治时代直至当下的整个创作生涯,更能感受到一直令他着迷的弗拉门戈艺术中那种苦痛与力量之间的转化和流动。我想起诗人洛尔迦对于弗拉门戈、也对于西班牙精神的一段阐释:“在别的国家,死亡是一种结局。但在西班牙不是,西班牙向死亡敞开自己。”

 

作者介绍      

 

宋嘉伟:媒介研究者,中山大学传播学博士,伦敦国王学院电影研究系访问学者,影展选片人,翻译出版《好莱坞之眼:像电影人一样思考》等书,关注领域包括媒介记忆、世界电影与非虚构影像。

 

充蜜:电影与艺术书籍译介者,译作包括《伟大的电影2》《伟大的电影3》等,围绕世界音乐和世界电影展开日常生活、工作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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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映影院: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地址:黄浦区南京西路216号

 

☆天山电影院-宛平剧院影城

地址:徐汇区中山南二路8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