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7-03 18:43:28[更新]

《远去的牧歌》:“家”的仪式、隐喻与认同建构

何国威


     看完电影《远去的牧歌》,已经夜里八点了。站在一楼的大厅,看着拿着电影票来来往往的人群,我突然有了“家”的归宿感。

     走出影院,我脑海里一直在回放电影《远去的牧歌》,并带我进入思考的境地: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不是都有“家”的思考。于是,我循着记忆,寻找到了此类关于“家”的蛛丝马迹。例如,万玛才旦导演通过电影《塔洛》中的牧羊人塔落的进城来表现“家”的迷失;李睿珺导演在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中,从一对心存隔阂的裕固族的“兄弟”骑着骆驼寻找“父亲”与“家”的事迹,诠释出对“家”的渴望。

     在电影《远去的牧歌》里,“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发生变化的,即由游牧式的“蒙古包”(圆顶帐篷)逐渐转变为新时代的钢筋混泥土的房屋。但是,这一转变的过程,实际上是包含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游牧传统文化消失的焦虑,以及融入新时代的忧思、探索与“自我反省”。就像导演周军、阿迪夏·夏热合曼以“远去的牧歌”做片名一样,暗示了哈萨克族牧民们传统游牧式生活时代的终结,“草原民族‘四季游牧’这一经过上千年人文历史积淀的生活方式,正在从我们眼前渐渐消逝”。
     这种“消逝”,在导演周军、阿迪夏·夏热合曼的镜头下,历经了四个年代,即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和2010年代中期。而且,它又通过“冬”、“春”、“夏”、“秋”四个季节来对应时代,并从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恩怨纠葛来表现出牧民们随着季节变化、年复一年的“转场”生活,乃至勾勒出时代发展过程中牧民们所面临的困惑。毕竟,在三、四十年的漫长发展中,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草场退化,面对羊群、马群可供食的草越来越少的窘境,面对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盛行——汽车、摩托车逐渐取代了马,面对子女上学的问题,面对与新生活接轨的不知所措等,牧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旧家”(传统游牧之家)与“新家”(新型的小区之家)的问题。
     然而,在寻找“新家”的过程中,“旧家”中所携带的“枪”、“老鹰”、“马”等元素所构建的文化都将消散,或者说它存在于人的记忆之中,仿佛与过去作别。但是,它背后的精神却一直被传承着。比如,“转场”时,牧民们不会盲目地行动,而是听从德高望重的长辈的号令;对草原所有东西都充满了敬畏之心,不乱砍树、不挖草,不破坏草原——“不能砍树,因为树没了鸟就不会飞来,鸟不来蝗虫就会变多,蝗虫一多草就没了,草没了羊吃什么?”;无论遭遇多大的风雪,牧民们总会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生与死等。按照导演的说法:“哈萨克族人一年四季在不断地‘转场’迁徙过程中,随时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和生老病死,因此,对于生命诞生、成长与逝去的态度更加淡然。无论创痛多么刻骨铭心,生活还是要继续,这样的世界观造就了哈萨克牧民坚韧、隐忍的民族性格。”
     与此同时,在走向“新家”的过程中,导演周军、阿迪夏·夏热合曼也凸显出了胡玛尔和哈迪夏两家的“矛盾状态”。尤其是胡玛尔老人的表现异常突出。导演设置了几段不同的故事来表现他寻找“新家”的“矛盾”。首先,面对生活方式的转变,胡玛尔老人非常痛恨为钱而牺牲草原的商业行为,如呵斥人们挖冬虫夏草、贝母,以及拒绝养殖山羊——尽管山羊的羊绒能卖不少钱,但它那呈碱性的粪会破坏草原。其次,胡玛尔老人内心对于祖辈传承下来的游牧式生活习俗等传统遭遇到“危机”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自我较真”的矛盾状态。就像那只一直陪伴着他的老鹰,在解开枷锁后,飞向天空,却又飞向胡玛尔老人,最终停留在蒙古包旁边树桩的一隅。这既是告别的表达,又是新生的向往。最后,胡玛尔老人面对着身为“村官”的孙女,不得不开始考虑“新”的生活。
     当然,从“旧家”到“新家”的转变,是有双重意义的,就像胡玛尔老人让相伴一身的马,最终走向了广袤的草原。这看似是“马”的生命即将终结,实际上却宣示了以胡玛尔老人为首的游牧民族之人对草原的依恋,对故土的敬意。也就是说,“马”不再是“马”,而是得到了灵魂升华的“马”,承载了游牧民族的精神的同时,又通过响应“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系列保护草原的政策,传达出“家”的理念——马回归自然,人回归新时代,从而实现“家”到“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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